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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室内一片死寂。

    俞大维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他是留德弹道专家，是兵工署长，是真正懂军事、懂战略的人。陈守义每一句话，都没有超出军事常识，每一个判断，都冷静得残酷，却又无懈可击。

    分散——白费。

    乱用——暴露。

    唯有集中、保密、留待决战战场，才是最优解。

    道理他都懂。

    只是情感上，那道“见死不救”的坎，太难迈过。

    良久，俞大维缓缓闭上眼，一声长叹从胸腔里溢出，带着无尽的疲惫与无奈。

    “我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他睁开眼，眼中的怒火早已散尽，只剩下复杂的叹息，

    “你是对的。是我……过于情急，失了分寸。”

    陈守义微微躬身：

    “署长心系前线，守义感同身受。只是有些选择，不得不为，有些沉重，不得不担。”

    俞大维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青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    愤怒、误会、失望、敬佩，交织在一起。

    他原本以为陈守义堕入了官场派系，此刻才明白，对方心中装着的，是比一城一地得失更长远、更冰冷、也更负责的全盘战局。

    “你既已下定决心，便按你的意思办。”俞大维沉声道，“新械全数集中，专备专用。我回南京之后，会替你顶住各方压力，任何人来催要，一律以‘产量不足、尚在调试’回绝。”

    “多谢署长。”

    “不必谢我。”俞大维摆了摆手，语气沉重，“我只希望，你这一步棋，真能如你所说，在将来最关键的时刻，救更多的人，守住更多的国土。”

    “守义，必不负所托。”

    俞大维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留，转身迈步离去。

    走到门口时，他忽然停下，回头深深看了陈守义一眼。

    这个年轻人，比他想象的更沉稳、更果决、也更……懂得取舍。

    有些轻重，不是官场亲疏，而是战局生死。

    当天傍晚，南京，委员长官邸。

    钱大钧轻步走入书房，低声汇报：

    “委座，兵工署来信，俞署长已去过金陵厂。陈守义坚持新械不发华北，全数集中于教导总队，德械调整师，税警总团。”

    蒋介石正伏案批阅公文，闻言手中朱笔一顿，没有抬头，只淡淡“嗯”了一声。

    钱大钧继续道：“华北各方面已经颇有微词，都说中央扣着新武器，不发给前线……”

    蒋介石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深邃，看不出喜怒。

    他放下笔，指尖轻轻敲击桌面，节奏缓慢而沉稳。

    他不需要听详细解释，不需要问陈守义的战略考量，更不需要知道什么华北平原、什么巷战、什么底牌。

    他只看到一个最简单、最直接的事实：

    大战一开，各方都在伸手要枪、要炮、要装备。

    唯独陈守义，把最新、最好、最关键的武器，扣在手里留给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，没有乱发，没有私送，没有给地方，没有给杂牌。

    在蒋介石几十年的政治逻辑里，这就够了。

    什么战略，什么战术，什么军工布局，都排在后面。

    懂得谁是主力，懂得谁是根本，懂得什么能做、什么不能做，懂得在关键时刻，站在中央一边——这就叫懂事。

    他沉默片刻，嘴唇微动，只说出一句轻描淡写、却分量千钧的话。

    “守义，是懂得轻重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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