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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想说——我没有谋害先帝。

    他想说——我只是怕开了杀太医的先例，以后没人敢给皇帝看病。

    他想说——我是为了朝廷，为了天下，为了江山社稷。

    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知道，那些话说出来，没有人会信。

    他的嘴唇在剧烈地颤抖，他的眼眶红了，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。

    他咬着牙，没有让它们落下来。

    他是内阁首辅，是顾命大臣，是读书人的领袖，他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哭。

    但他撑不住了。

    因为那些骂他的人，不是陌生人。

    骂他的那个尖细的女声，是刘健侄子的妻子王氏。

    她嫁到刘家十几年了，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带着孩子来给他磕头拜年。他记得她的孩子很聪明，才七八岁就会背《三字经》了。

    骂他的那个粗哑的男声，是他的堂弟刘倬。

    刘倬比他小十几岁，一直在洛阳老家帮他打理田产，忠厚老实，从来不惹事。这次被抓进诏狱，完全是因为姓刘，因为是他的堂弟。

    骂他的那个凄厉的女声，是他的女儿刘氏。她嫁到了洛阳城外的张家，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。

    她在刘家做女儿的时候，是刘健最疼爱的孩子之一，每次他从京师回洛阳，她都会带着亲手做的糕点在城门口等他。

    现在，他们都在骂他。

    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诏狱里的空气是臭的、冷的、湿的，吸进肺里像吸进了一团冰水。

    但比空气更冷的，是那些骂声。

    在走廊另一头的一间大牢房里，关着刘健的三子刘杰。

    刘杰蜷缩在牢房最里面的角落里，背靠着石壁，双腿蜷在胸前，双手抱着膝盖。他的脸还是肿的，嘴角的血痂还没有完全脱落，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。

    他不敢抬头，不敢看周围的人。

    这间牢房里关着三十多个人，有刘家的族人，有刘家的亲戚，有他父亲的学生和门客，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——据说是他父亲某个远房亲戚的姻亲，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。

    但这些人，都和刘家扯上了关系。因为“九族”这两个字，把他们全部网了进来。

    刘杰的旁边，蜷缩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是他的长子刘成恩。少年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双手抱着胳膊，缩在刘杰身边，像一只受惊的小兽。

    刘成恩是刘杰的长子，在洛阳城里读书，先生说他天资聪颖，将来一定能考中进士。

    此刻他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，是从家里被抓出来时穿的那件，棉絮已经跑出来了，露出灰白色的棉花。

    牢房里的其他人，有的靠在墙上，有的趴在稻草上，有的蹲在角落里。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最大的七十多岁，最小的才几个月——被母亲抱在怀里，还在吃奶。

    没有人说话。

    不是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

    因为一开口，那股压抑着的、翻滚着的、随时会喷涌而出的情绪就会决堤。

    不远处的一间大牢房里，关着谢迁的九族亲眷。

    谢家是浙东望族，世代书香，族中子弟遍布浙江官场。谢迁的胞弟谢迪、长子谢正、次子谢丕，都被关在这间牢房里。

    谢丕坐在牢房的正中央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和周围那些蜷缩着、趴着、蹲着的人形成鲜明对比。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囚衣，头发有些散乱，但目光依然清明。

    弘治十八年的探花，翰林院编修，那是他三个月前的身份。

    三个月前，他还站在奉天殿上，穿着崭新的朝服，接受文武百官的祝贺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他穿着囚衣，坐在发霉的稻草上，脚上戴着镣铐，等着被诛九族。

    谢丕的旁边，坐着他父亲谢迁的长子谢正。

    谢正是弘治十七年的进士，比弟弟早一年金榜题名，本该前程似锦。

    此刻谢正低着头，双手攥着囚衣的下摆，指甲嵌进布料里，指节泛白。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，眼睛红肿，眼眶里还有泪痕。

    他不是在为自己哭，是在为他的妻子哭。

    他的妻子王氏，此刻被关在隔壁的女牢里。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。他不知道王氏能不能活着把孩子生下来，也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之后会怎样。

    他甚至不敢去想。

    牢房里的沉默没有持续太久。

    一个苍老的、沙哑的、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牢房的角落响起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慈祥，穿着一件灰布棉袄，棉袄上打着好几个补丁。她是刘健的嫂子，刘倬的妻子，姓李。

    “刘杰，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牢房里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你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    刘杰的身体猛地一颤，蜷缩得更紧了。

    “先帝对我们刘家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老妇人的声音颤抖着，眼泪顺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流下来，“你爹刚入阁的时候，先帝把洛阳城外那一千顷地赐给我们刘家，你忘了？”

    “你爹做首辅的时候，先帝给他加太傅、加少师，什么恩宠没给过？你爹在朝中说一不二，先帝对他言听计从，你忘了？”

    她的声音越来越尖，越来越厉，像一把钝刀在石头上磨。

    “他为什么要包庇那个太医？那个太医治死了先帝，他为什么要拼死保他？他到底收了那个太医多少好处？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”

    刘杰的头低得更低了，几乎垂到了胸口。

    “现在好了，”老妇人擦了擦眼泪，但那眼泪像是决了堤的河水，怎么也擦不干，“九族都要死，我们这些人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辛辛苦苦攒下那点家业，全没了；我们的命，也没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爹在朝中做首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在老家给他看家护院的族人？”

    刘杰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，但他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他不会说话，也不敢说话。

    因为他知道，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。

    他父亲确实保了刘文泰，他父亲确实说了“没有证据”，他父亲确实在先帝死后不到两个月就背叛了先帝的信任。

    这些都是事实，无可辩驳。

    隔壁牢房里，谢迁的胞弟谢迪也在骂。

    谢迪比谢迁小几岁，今年五十出头，面容清瘦，颌下蓄着短须，看起来比兄长年轻一些。

    他没有刘倬那么激烈，他的声音是冷的、沉的、像冬天的冰。

    “兄长，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兄长。”

    他是谢迁的亲弟弟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一起在余姚的山水间玩耍嬉戏。

    谢迁考中进士、入朝做官的时候，谢迪还在家里读书、种地、照顾父母。谢迁在朝中做次辅的时候，谢迪在余姚帮兄长打理家业、照顾族人、修桥铺路。

    他从来没有向兄长要过什么，从来没有在兄长面前邀过功、请过赏。他只想安安稳稳地在余姚度过余生，看着子孙长大成人，看着家族兴旺发达。

    但现在，一切都完了。

    “刘文泰治死了先帝，证据确凿，三法司都认了。你为什么要上书为他说情？你为什么要跟陛下说‘没有实际证据’？”

    谢迪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但那种平静之下的东西，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。

    谢迪不等谢迁回答，便继续说下去。

    “你是次辅，你是顾命大臣，先帝把江山托付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先帝的？先帝把你当股肱之臣，你把他当什么？当绊脚石？”

    “你为刘文泰说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先帝在天之灵会怎么想？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族人的死活？有没有想过你儿子的前程？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厉，最后变成了嘶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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