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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国际法嘛，总得讲究一个名正言顺。”

    民国十三年十月末，沪上，虹口区，内外棉纱厂。

    顾长青三十二岁，山东人，干瘦，黑。

    他在这个厂里干了六年，从最底下的挡车工，干到了车间领班。

    他不识多少字，但他会算账。

    每个月的工钱从十二块大洋砍到七块，他算得清清楚楚。加班从每天两个小时涨到六个小时，他也记得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上个月，隔壁车间有个女工怀了七个月的身孕，在机器旁边晕倒了。日本监工走过来看了一眼，踢了她一脚，说“支那猪连站都站不住，扣半个月工钱”。

    那个女工第二天流产了。

    顾长青那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，一个人坐在工棚门口哭了一夜。

    今天，他鼓起了所有的勇气。

    “大班！”他站在纱厂大门口，身后是三百多个面黄肌瘦的工人。“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！我们只求三件事！恢复原来的工钱！取消无故罚款！孕妇准许请假！”

    大门里面，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大班走了出来。

    他的身边站着四个浪人。腰间别着刀，手里拎着棍子。

    大班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用蹩脚的中文说了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回去上工。不然全部开除。”

    “大班！”顾长青往前走了一步。“我们是人！不是机器！求您……”

    “砰。”

    一声枪响。

    清脆。干燥。没有任何预兆。

    顾长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。

    一个黑色的弹孔。

    血从弹孔里涌出来，染红了他洗得发白的粗布衬衫。

    他的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，但只吐出了一口血沫。

    然后他的膝盖一软，跪了下去。

    他身后，三百多个工人呆住了。

    日本大班把冒烟的手枪塞回腰间，转身走进了厂门。

    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。

    顾长青的身体慢慢倒在了纱厂大门口的水泥地上。他的眼睛睁着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

    鲜血从他的身下蔓延开来，沿着地面的裂缝流淌，一直流到铁栅门外面。

    三百个工人里，有人开始哭了。

    哭声很快变成了怒吼。

    怒吼声穿过虹口的大街小巷，传进了每一间工棚、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个报馆。

    一天后。

    沪上二十一所大学的学生同时涌出校门。

    报童在街头嘶嘶力竭地喊：“号外！号外！日本人在纱厂枪杀中国工人！”

    超过三万人的游行队伍，黑压压地向着公共租界南京路的方向涌去。

    而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二楼办公室里，英国督察长麦高恩放下了手里的电话。

    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同情。

    “传我的命令。”他对身边的副官说。“所有岗哨加倍配枪。如果那些支那人敢冲进南京路……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开枪……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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