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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

    1937年9月中下旬，陕甘宁根据地。

    空气里弥漫着新麦和谷物的香气。

    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每一株秸秆。

    陕北，刘家峁。

    老高头蹲在地头，粗糙皲裂的手颤抖着，捻开一穗饱满得惊人的麦子。

    麦粒滚圆，色泽金黄。

    “额滴个神神……这，这真是咱地里长出来的？”

    儿子高双娃抱着一大捆麦子走过来，憨厚地咧着嘴，汗水从黝黑的脸上肆意淌下。

    “咋不是，咱家这十二亩坡地，往常年景最好，一亩能打上一百斤麦，就算老天爷开眼。今年你猜猜，农技员估产说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少说一千二百斤！”

    高双娃声音发颤。

    “有了红军发的种子和化肥，水渠也修到了地头！这日子有盼头啊！”

    老高头没说话，用力把那穗麦子捂在胸口，深深吸了一口带着土腥和麦香的空气，眼圈红了。

    宁夏，河套平原边缘。

    老孙头赶着崭新的驴车，车上垛着小山一样的稻谷。

    他的腰板挺得直直的。

    去年这个时候，他还是个佃户，种着东家三十亩地，交了租子，一家人连糠都吃不上。

    红军来了，分了地，发了这叫杂交水稻的神种。

    他看着金黄一片，穗子垂到地的稻田，恍恍惚惚，像在做梦。

    “他娘，你掐掐我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老伴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。

    “哎哟！”

    老孙头叫了一声，随即哈哈笑起来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

    “是真的！是真的！咱老孙家，也有今天！”

    小孙女在田埂上跑，追着一只蚂蚱，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。

    甘肃，原本属于土司的庄园土地。

    老马沉默地挥舞着镰刀，豆大的汗珠砸在晒干的麦秸上，溅起细小的尘土。

    他曾经是一名“娃子”（奴隶），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只有编号。

    现在，他叫马长河，分到了八亩好地。

    眼前的收获，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粮食。

    每一粒麦子，都是在砸碎套在他身上无形的枷锁。

    马长河抓起一把打下的麦粒，紧紧攥在手里。

    坚硬的麦壳硌着掌心生疼，却让他感到无比踏实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望向远处刷着“耕者有其田”标语的土墙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

    各处的红军公粮征收点，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龙。

    扁担、独轮车、驴车、骡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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